很像是每年一次的儀式似的,
我又參加了公視節目的特映會。
「青春發言人」
一個兒少新聞節目,
其實分不太出來,到底它長得比較像新聞、還是像節目,
但我還滿喜歡這種包容在一起的感覺。
倒也不見得是對新節目的好奇,
驅使我一得知消息就舉手答又。
而比較像是在參與老朋友一年一度的成果發表,
為了看到熟悉的人,仍然在她的理想中努力著。
那種「很高興妳還在」的溫暖,
是可以收在心中,當做自己的動能的。
我對這個新節目型態滿有好感,
15分鐘的時間,
不是硬要塞進一堆粗淺的新聞雜燴,
而是好好的去談論一個議題。
雖然僅僅15分鐘,已經是一般新聞很難給予到的深度。
重點是他們完全沒有想要給予「正確答案」的意思,
而是不斷的拋出一層又一層的問題,
讓人思考「自己的觀點」。
(私心覺得很適合拿來當做課堂討論的引言)
不過,
印象最深刻的不只是原來朱家安這麼高大,
或是原來黃益中跟我一樣會在椅子上晃個不停。
而是特映會中所聊到,
當初要把那種刻板的「兒童新聞節目」,
(讓孩子披上超齡的主播形象,播報著簡化過的新聞內容)
轉變成「兒少新聞節目」,
以青少年的思考為主軸、將青少年設定為主要目標族群時,
製作單位心中的惶惶不安。
「因為12歲到18歲的這些人,就是現在最不愛看電視的一群人。」
前陣子看到的一則訊息,
里約奧運的電視轉播收視率,
是有史以來的新低。
美國負責轉播的NBC收視率較2012年倫敦奧運下跌了17%,
澳洲、歐洲的收視率也同步下跌,
其中18-49歲的收視率下跌了25%,
而這個年齡層的觀眾是吸引廣告主的中流砥柱。
但奧妙的是,
即便NBC或其他傳統媒體已經試圖和網路媒體合作,
讓奧運能在網路上直播。
但利用網路媒體收看奧運的新觀眾數,卻遠遠不及電視流失的那些。
觀眾跑到哪了?
我想把這兩件事情揉合起來講,
因為它們共同讓我想起一些小時候的回憶。
想起在那個時代,
常常有大人說,台灣的學生不太會表達,
不會在課堂發問、不會在課堂討論,
很多人只會死讀書....
「你們看國外的孩子舉手多勇敢...發言多有內容...」
就連課堂中那種全班異口同聲的「知~道~」、「好~~~」
都會有大人說,那是缺乏獨立思考的象徵。
糊里糊塗的聽著這些而長大了,
某一天突然發現,自己想講些什麼,
能講些什麼,也終於試圖講些什麼。
也才終於發現,
那些希望我們開口講話的大人們,
好像根本沒有想、也沒有準備好,要聽些什麼。
如果要我去想為什麼人們開始不看電視了?
為什麼青少年不看電視了?
為什麼社群媒體吃掉了人們的目光?
為什麼記者的專業比不上宅男們的雜談?
因為真的很難感受到,自己正在被電視傾聽著。
我指的當然不是家裡的電視會在你們講秘密的時候豎起耳朵。
而是,電視現在的模樣,
就像是我小時候的大人一樣,一直在說著它想說的話。
就像過年時的長輩們一樣,問你近況,只是想要順便說他女兒的輝煌。
而有些時候,連他們出口的是實話或謊話,也難以分辨。
我想起了去年,
每個來問我問題的記者,都早已決定她們的立場,
想起了那個在關掉麥克風之後,
趁著我們閒聊、慢慢的走到窗外,默默又抬起攝影機的記者。
想到了她們的背後,
那些幫記者們決定好立場的大人們,
那些從我小時候到現在,始終抓著話語權不放的人們。
想起我跟每一個記者一再強調的,要懂得傾聽孩子的聲音。
這些都沒有出現在電視上、報紙上,
因為他們其實都沒有在傾聽。
當時就沒有人在傾聽我的,所以後來也不會有人記得,要聽孩子的聲音。
我一次也沒有去看,那些有我在內的新聞們。
當電視裡面沒有人在管孩子說些什麼,
那麼當然,
孩子也就不再管電視想說些什麼了。
「戴,看了這麼多段節目之後,你真的有覺得他們是在用我們的角度看新聞嗎?」
陪我一起去特映會的,是幾個畢業年份不一的國高中生。
而問這個問題的,是其中一個畢業已經三年多的高中生,
剛上高一,對身邊的事物開始有想要改變的企圖。
「妳如果覺得他們還不夠貼近妳們的想法,
就應該主動去告訴他們,妳們的觀點是什麼?」
我想起節目製作人很久以前跟我說過的,
她們非常想要了解現在的年輕人的想法以及觀念、
但很難透過學校的藩籬,去直接和學生們接觸。
「但學姊們告誡我們,不要去接觸媒體。
媒體只會曲解我們的意思,拿我們的議題和背景當做收視率的素材,
而不會真正幫我們發聲。」她遲疑的回答。
或許用以樹立起這道圍牆的建材,不僅僅是學校的保護慾,
而更是長久以來,孩子們心中的不信任感。
或許,
重點一直都不是該怎麼讓人們回到電視的身邊,
而是電視需要學習,怎麼去站在大家的身邊。
十五分鐘的青春發言人,
現在看起來只是一個小小的節目,
關注著許多不太大的人心。
但重要的不只是他們為了誰發言,更是他們的願意傾聽。
無論這個初始的波瀾有多微小,
若有風、若有下一個接引,或許總有一天,我們可以期待一股滔滔的浪。
仍舊要謝謝辛苦的公共電視,
謝謝妳們讓我們仍然擁有希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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